民国物价“一日三跳”，教授为生存各显神通，政府官员却大鱼大肉

随着抗战爆发，干薪也朝不保夕，生活难以为继。由于战争使中国国土不断沦陷，日军又不断地对海陆进行封锁、中国经济又恢复到了旧时代的情况。女人们又搬出她们的纺车，开始用手纺线。用煤油灯的人家开始改用桐油灯照明，抽纸烟的人改抽水烟，家织布代替了机织布。大片田地荒芜，工厂倒闭，商店关门，乡野田畴遍布面黄肌瘦的逃荒者与失业人员。而对于赖以避难的西南边陲，同样是百业凋敝，经济-落千丈。在西南联合大学的蒋梦麟亲眼看到“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家事校事国事皆令他愁肠百结、焦灼无计与惶恐不安。对于这段经历，蒋梦麟在自述中说:“抗战第一年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六块钱二担(约八十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四十元，当时我们的一位经济学教授预言1个月之内必定涨到七十元。大家都笑他胡说八道，但是后来担米却真的涨到了无十元。法属安南投降和缅甸失陷都严重地影响了物价。”又说:“物价不断上涨，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许多囤积居奇的商人。囤积的结果，物价问题也变得愈加严重。

发工资用的麻袋

小女孩拿着一麻袋钱买东西

1942年，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应《中央周刊》之约写过篇《战时的物价》的小品文，说:“这两三年来，因为物价高涨的缘故，朋友见面就互相报告物价，亲戚通信也互相报告物价。不过这种报告也得有报告的哲学，当你对你的朋友说你在某商店买了一双新皮鞋价值四百元的时候，你应该同时声明这是昨天下午七时三十五分的售价，以免今天他也去买一双的时候硬要依照原价付钱，因而引起纠纷。又当你写信给你的亲戚报告本市物价的时候，别忘了补充句:‘信到时，不知又涨了多少。”又说:“现在有此小地方追赶某一些大都市的物价，恰像小狗背着斜阳追赶自己的影子。但是无论小地方或大都市，人人都在嗟叹物价如春笋，如初日，如脱手的气球，只见其高，不见其低。有时候又像小学算术里所叙述的蜗牛爬树，日升三尺，夜降一尺，结果仍是升.一向不曾做过生意，现在从北方带来的原值一元的网球竟能卖得九十元，获利九十倍，怎不令人笑逐颜开?”对于物价飞涨而教职员薪水也跟着蹦跳而又始终追不上物价的尴尬现实，穷困中仍不忘舞文弄墨的王教授以调侃的笔法写道:“明年的薪水一定比今年增加:明年如果肯把这一支相依为命的派克自来水笔割爱，获利一定在百倍以上。”

通货膨胀非常厉害

商家忙着数钱

币值疯狂上涨

民国时期，能买到一条油条吃已是幸福之事

凤凰牌火柴

这样的境况，正是在昆明的陈寅恪赠吴宓诗中所言“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人手空。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蓬”的生动写照。

著名学者李约瑟还看到:“学生们住在糟糕拥挤的宿舍里，并且遭受着肺结核类疾病的严重侵袭。因为缺乏洗涤设施，沙眼类的感染非常普遍。但普通科学工作者现在的生活与以前相比差距更显著，有重大成果的男女科学家也住在院子周围摇晃的旧房子里，无法保持清洁。工资只涨了7倍，而云南的生活费用上涨了103倍。我只能做这样的比喻，就像-一个人有了-套舒适的公寓并担任了年薪1000镑的职务，后突然变成每年不到70英镑，因此要生活在阿盖尔郡的海岸上，就要节省每一个先令。一-些在欧美名声显赫的人常常难以填饱肚子。”此时的联大教授哪里会有阿盖尔郡海岸上的“舒适的公寓”，有的只是在脏乱的厢巷或偏解荒凉的郊外风雨飘摇的几间土屋。

西南联大学生宿舍

西南联大铁皮教室

1.校长太太街头卖糕点

据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回忆说:“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又说:“卖糕时我穿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尽管如此，还是要风雨无阻地来往奔波。

梅贻琦与妻子韩咏华

2.人类学家潘光旦吃耗子肉

潘光旦为了开荤，去抓老鼠肉吃。每抓到耗子便“剥皮去内脏，收拾得很干净，切块供全家人分而食之。据潘光且女儿潘乃穆在回忆文章《关于潘光且吃鼠肉的故事》中所说:老鼠肉的味道“感觉和吃鸡肉、兔肉差不多，并无异味。吃过之后也没人因此害病”。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很快在昆明和更大的范围传开，经过好事者不断加工渲染，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这一话题若干年后得到了冯友兰证实，冯氏说:“潘光且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

人类学家潘光旦

闻一多为了补贴家用，为别人篆刻印章，有些学化学的教授带着学生制作肥皂洗澡。教授们为了生存，各显神通。

与西南联大教授包括蒋梦麟、梅贻琦等校长级的人物生活条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抗战的大后方，同时存在着“朱门酒肉臭”的现象。身为名牌大学校长，时总不免要参加一些官场、豪门的聚会，对这些聚会的场面以及宴会的奢侈程度蒋梦麟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但从梅贻琦日记中可以寻出-些线索。

如1941年10月13日，梅在日记中写道:

1943年1月27日，梅贻琦日记载:

1945年10月31日，梅贻琦又记:

上流社会在聚餐

上流社会的饭局

这些上流名媛的生活应证了一句当时流行的话：“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他们的骄奢淫耻让人愤怒。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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